“九一三”时我为毛主席站岗
1950年，我有幸调入毛主席的身边，担任警卫工作。从副中队长、中队长直至副大队长，我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度过了整整27个春秋。尤其是最后十年，我始终未曾离开毛主席的左右。我的职责主要包括：精心管理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中队，坚守在毛主席的住地值班，并伴随毛主席进行巡视。在这期间，我遭遇了不少困难，不时面临各种委屈和突如其来的危险。其中，“九一三”事件给我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与陈长江
保卫毛主席，不惜牺牲。
在“九一三”事件爆发之前，一贯自信的毛主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闷。或许是察觉到了某种征兆，抑或是预感到了不祥，他的笑容日渐稀少，往日的风趣幽默亦不复存在，饮食难进，睡眠不宁。
清晨时分，毛主席外出漫步，我如常紧随其后。毛主席询问门口的哨兵是否携带了武器。通常情况下，毛主席并不赞成携带武器，因此我们的哨兵配备较少，且大多身着便服。我回答道，哨兵不仅配备了手枪，还携带着冲锋枪和机关枪，弹药充足，足以应对一二百名敌人。毛主席对此表示满意，并叮嘱道，鉴于有坏人存在，必须提高警惕……
1971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以及中办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急令我即刻安排毛主席南巡期间的随行警卫工作。他们着重指出，去年庐山会议遗留的问题尚未妥善解决，当前形势愈发复杂，部分地区仍处于武斗状态，铁路沿线的治安状况亦不容乐观。因此，我们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同时，他们详细交代了可能遭遇的各种情况，并明确了处置原则及注意事项。
张耀祠言道：“虽非首次远行，然此次行程确有不寻常之处，诸多未知的挑战、困扰与风险或许在等待着你们，或许将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绝不可掉以轻心……两位主任对此次随卫任务的描述如此慎重，我并不感到意外。对于1970年的庐山会议，我也有所耳闻。”
一日，毛主席于中南海游泳池畔漫步时，对我言道，军队局势动荡，部分官兵未能严守纪律，亟需进行整顿。我回应道，主席，我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与战士，皆无一人不遵从您的号令。毛主席却微笑着说，你对此尚不甚明了，实情远非你所知。
因此，我们对于此次出行的动员与组织工作进行了极为周密的安排，号召广大干部战士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毛主席。
毛与工作人员
南下武汉唱国际歌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赴武汉。
毛主席素来谦逊低调，从不讲究排场，外出时从不需他人送行，即便是对中央领导人也是如此。此次出行亦然，他一登车，专列随即启动。沿着京广线向南行进，首站停靠石家庄，进行检修和加水，15分钟后列车继续前行。第二站是郑州，同样仅停留15分钟，于8月16日下午抵达武汉。毛主席换乘汽车，沿着武汉市区道路，途经蛇山与龟山，跨越长江大桥，入住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楼。
夜幕降临，毛主席紧急召集了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层举行会议。此行，仅有汪东兴同志随行，工作人员的数量也较平日大为减少。因此，毛主席交托的重要事务，都交由我们代为办理。翌日，毛主席接连主持了两场会议，而25日与27日，他又分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在这期间，毛主席还分别与刘建勋、王新、刘丰等同志，以及后来的华国锋同志进行了深入交谈。我负责接待宾客，无需参与会议。汪东兴同志随即召集了我们随行小组成员，传达了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并着重指出要提高警觉，切实加强警卫工作，时刻准备应对各种挑战。
8月27日，正午时分，毛主席乘坐专列踏上南下的征程。与往昔有所区别的是，此次同行者中，还包括了武汉军区负责人刘丰等要员。毛主席安坐于会客室中央的沙发上，而刘丰等人则分坐在两侧的长沙发上。
当服务员刚刚将茶水奉上，转身欲离去之际，毛主席忽然点名让她唱起《国际歌》。服务员随声起唱，毛主席则随歌韵，用手指在茶几上击打出节拍，唇角亦随着旋律微微翕动。在场之人，无不被这歌声所感染，纷纷随声附和。
当《国际歌》的首段旋律回荡在空气中，毛主席依旧随着节奏轻拍，服务员续唱第二段，响应者愈发增多，最终汇聚成一场盛大的合唱。众人轮唱一番，毛主席便发表一番言论，其中最为频繁提及的便是“为真理而斗争”与“团结之必要”。毛主席强调，《国际歌》以及列宁的著作《欧仁·鲍狄埃》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与立场，它们共同诉说着奴隶阶层为追求真理而奋起斗争的壮烈故事。毛主席亦提及，在庐山会议上，他撰写了一篇700余字的材料，提出了奴隶创造历史的这一根本问题。随后，主席与众人一同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醒大家务必牢记每一条细则，现今似乎有几条已经模糊不清；同时，毛主席还指出，不仅要学会吟唱，更要付诸实践。
抵达长沙后，刘丰等人便与我们分道扬镳。至于毛主席为何将他们从武汉迁至长沙，这一疑问至今仍无确切答案。
毛泽东与陈长江
质问丁盛、刘兴元
8月28日傍晚，我抵达了长沙。毛主席便入住在了长沙市蓉园的一号楼。这座城市不仅是他的故乡省会，也是他青年时期投身革命的热土，他对此地怀有深厚的感情。然而，此行与往昔不同，毛主席并未如以往那般四处漫步，而是积极忙碌地召集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党政军领导，召开会议并与之进行深入交谈。
一日，身着毛巾布质地的睡袍，毛主席邀请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及政委刘兴元进行交谈。令人困惑的是，湖南省省委书记华国锋也被邀请与会。这场简短的会议在毛主席居住的一号楼内举行，我负责引领与会者入内，并在门口值守。
这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不论是卫士还是秘书，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警卫部队的成员。担任主席卫士的是一中队副中队长商来保，秘书是原一中队副区队长高碧岑，保健方面则由后来任305医院副院长的吴旭君等负责。那时，张玉凤刚来不久，主要是做些勤杂事情。虽说有这么个分工，但我们经常是一人身兼几职。
1964年，毛与张玉凤合影。
毛主席与丁盛等众人士交谈逾两小时。言谈结束之际，我轻轻推开房门，一缕凉风随之拂面而来。屋内空调恒温约23度，室外气温却已攀升至三十余度。从他们的交谈中，我能感受到毫无障碍，丁盛、刘兴元两人神态轻松，信心满满。毛主席与他们逐一握手，他们身着军装，急忙行礼致敬。
毛主席亲自指示道：“国锋同志，立即换上军装，担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负责起军区的一切事务。”接着，他又对丁盛与刘兴元二人说道：“今后若有要事，便可与他商议。”丁盛与刘兴元齐声回应：“请主席放心，我们定会遵命。”华国锋亦坚定承诺，必将全力以赴抓好广州的工作。随后，华国锋与汪东兴一同送丁盛和刘兴元先行，而后才转身返回室内。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的光景，华国锋方才离开。
翌日，汪东兴向我们通报：毛主席在众多人面前严厉地质疑丁盛和刘兴元：你们与黄永胜关系如此紧密，交往频繁，如今黄永胜失势，难道你们就幸灾乐祸？……我坚信我们的军队不会背叛，我不信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军队之下还有师团，以及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作乱，难道要听你的？……把二十几岁的人捧成天才，这究竟有何益处？
在传达之际，汪东兴并未直接指名道姓，我们亦不便深究细节，然而心中难免忧虑，不知何地、何人又陷入了重大困境。
在长沙逗留的四天里，毛主席日程紧凑，频繁召集会议、进行谈话。依据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和日程安排，我们警卫人员多次进行研讨，总体感觉形势严峻，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增强责任意识。无论是当值人员抑或巡逻哨兵，均需做好紧急应对的充分准备，无论遭遇何种状况，均要能迅速出动、稳固应对，以保障毛主席的安全。
南昌会许世友
8月31日，毛主席的专列从长沙启程，转向东方，抵达江西南昌。毛主席下榻于市区十余里外的一处山坡别墅，四周环境格外宁静。在此，他曾在1962年南巡期间驻足。
在南昌，还是分别找江西、福建、江苏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毛主席点出“林彪当然要负一点责任”，“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教育过来，有的可能教育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不可能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我同林彪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嘛”。
许世友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莅临，他身着简洁的白汗衫与军装裤，引人瞩目的，是他脚上那一双由麻绳与布条巧妙编织而成的凉鞋。鞋面上，一朵鲜艳的“红花”绽放，为他那独特的形象增添了一抹亮色。
毛主席与许世友畅谈良久，最终将其送至门外，关切地询问他是否依然保持着狩猎的爱好。许世友回应道，他仍在狩猎。毛主席闻言，不禁开怀大笑，与他紧紧握手。翌日，我目睹了许世友肩扛猎枪，前往机场附近的草地，继续他的猎兔之旅。
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正在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干校劳动，距离南昌只有一小时车程。李讷大学毕业后，化名肖力，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她经常出面处理问题，名字不时出现在报刊上，之后成了《解放军报》副总编，不久又成了北京市委副书记。毛主席很生气，一定要李讷下去劳动锻炼。毛主席到南昌时李讷已经劳动一段时间了，我们以为主席很宠爱这个小女儿，又很关心她锻炼得怎么样，一定会叫她来谈一谈。但主席直到离开南昌，也没有见李讷一面。
毛与职员
9月初杭州不安
9月3日，专列抵达杭州。列车一停稳，毛主席便立刻与浙江省的负责人熊应堂、南萍、陈励耘等人展开交谈。在谈话中，他深入讨论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内容，并与他们一同高唱《国际歌》。此外，毛主席还阐述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倡导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强调团结协作，反对分裂；提倡光明磊落，反对阴谋诡计。
交谈过后，毛主席方才入驻位于夕阳山脚、西湖畔边的刘庄一号楼。每至杭州，毛主席均偏爱此居，此处亦曾见证了诸多关键会议的召开。我仍旧保持着往日的习惯，由近及远地审视周边的风光。
一号楼实为四合院式的平房建筑，院落宽敞，古柏挺拔，枝叶繁茂。越过不高的山丘，便能遥望雷峰塔的雄姿。地形虽未发生显著变化，但服务人员的面孔却换成了陌生的面孔，无论男女，都显得训练有素。经我一询问，方知这些人是为了此次任务而特别挑选的。外围的警卫也有所调整，原本熟识的浙江省公安机关人员纷纷退居幕后，由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担纲负责。在接待毛主席的几位负责人中，唯独他的话语分量最重，他手中掌握着省军区及治安的要害大权。
我留意到，毛主席似乎发现了什么，因此在杭州逗留期间，他的情绪愈发显得不安定。看到毛主席如此，我们亦感焦虑，难以安寝与进食，尽管我们心中并未明了其间的缘由。
傍晚时分，我站在礼堂前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下，向部队阐述形势及注意事项。干部和战士们均着便装，围坐在简陋的小马扎上，人数约四五十，排列得井然有序。毛主席在两位随从小商和小吴的陪同下，漫步至队伍前方，引发了热烈的掌声。
“长江，你带领大家齐唱《国际歌》。”面对从未有过指挥经验的困境，我正不知所措时，汪东兴及时赶到，笑着对我说：“毛主席都说了，你作为队长，难道还不能指挥吗？！”
我鼓起勇气，指挥大家齐声演唱了《国际歌》两遍。毛主席听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称赞道：“唱得相当不错。”随后，他指示我们再唱一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结束后，我询问毛主席是否还有其他指示，他轻轻挥动着手势，说道：“你们的歌声嘹亮动听，不仅要在口头上学会，更要将之付诸实践。记住，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指挥。”
此次南巡，毛主席的活动覆盖范围颇广，会面之人亦众，其中不乏林彪一派人物。恰在近期，汪东兴召集我们几位干部召开会议，提及前些日子所阐述的“三要三不要”，实则有所指涉。党内有人意图分裂，有人不遵号令，当前局势颇为复杂，你们需提高警觉，以防有人蓄意破坏。我极想探明所指之人，以便心中有底，便于预防。然而，鉴于长期担任警卫工作所养成的习惯，我深知此刻不宜提出任何疑问，当务之急是做好应对准备。不过，显而易见，此次莅临杭州，与往昔确有显著差异。
过往，毛泽东主席访问杭州时，对浙江省委及省公安厅的同事们既充满敬意，又关怀备至，且怀有深厚的感情。然而，不知何故，主席对掌握杭州警备大权的陈励耘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记得一次陈励耘前来拜访，主席直截了当地询问他：“你与吴法宪的关系怎样？在庐山上，吴法宪纠集了几位，包括你陈励耘，以及上海的王维国、广州的顾同舟，你们究竟做了什么？”陈励耘语无伦次，显得十分尴尬。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日益察觉到越来越多的可疑迹象，对陈励耘等人亦愈发感到不信任。9月8日的午夜时分，我们刚刚用完夜宵，毛主席便紧急指令小商火速通知专列，要求即刻转移到百里之外的嘉兴。当时我推测，或许是我们的三个专列停靠于一个交叉道口，目标过于显眼，有人已经认出了毛主席的专列。然而，毛主席始终未向任何人透露为何要紧急转移专列的原因。
毛与工作人员
赴上海见王洪文
9月10日，如同往日一般，我们的生活依旧井然有序，并无特殊的活动安排。上午时分，我们与驻地的警卫部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篮球赛。在炎炎烈日下，每一位参赛的球员均汗流浃背，宛若刚从水中走出。球赛落幕之后，我们急忙奔向浴室，迅速洗净了身上的汗水，同时清洗了衣物。
午时刚至，毛主席突然下令启用了专列，并未透露具体行踪，只是叮嘱不必告知陈励耘等人。正值“下雨”时节，湿透的衣物仍挂满雨滴，战士们向我请示应对之策，我建议他们用雨衣将湿衣包裹妥当，一同带走。
鉴于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我们尚且不明敌对势力的真实身份与所在位置，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我已下令前卫车队与后卫车队的人员提前进驻车站。前卫车队需提前数分钟出发，而后卫车队则需负责管控车站的出入口及上下车区域，仅保留三十余人随主席行动。我与张耀祠乘坐小车先行开道，毛主席则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乘坐小车居于中段，而警卫部队则乘坐一辆面包车负责殿后。从启程至登车，整个过程均进行得十分顺利。下午三点整，专列自杭州车站驶出，驶向上海方向。
事后，我从汪东兴的回忆中了解到，在刘庄工作的人员中，有秘密向毛主席告发，称陈励耘曾安排他密切关注主席的一举一动。另外一位与主席关系密切的领导干部亦通过他人传达信息，透露有人在杭州秘密部署飞机。更有甚者，有人指责停靠在笕桥机场支线上的毛主席专列“阻碍了事务”。这些异常举动引起了主席的警觉，他迅速作出决断，下令撤离杭州。当天傍晚六时许，专列顺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
二十余年来，毛主席凡至上海，总会停留数日。因此，我们依照惯例，已做好了下车歇息的准备。然而，此次主席并未下车，却将上海市的党政军主要领导王洪文、马天水等人召集至专列之上，展开会议或交谈。交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随后离席而去。我们便在火车上享用晚餐，并安排了夜宿。
在当天的晚上九点至十点间，汪东兴召集了我们几位，包括秘书和卫士。他手持一个小本，一页页翻阅，有针对性地传达了毛主席最近的谈话要点：庐山的问题尚未终结，尚未得到妥善处理……对于军队的整顿，我深信不疑，我们的军队绝不会发动叛乱？
汪东兴话音未落，神情略显犹豫，随即翻动至新的一页。直至1972年3月，我才从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毛主席巡视外地期间与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中得知，汪东兴先前翻过的内容是：“他们试图隐瞒，连总参二部的高级干部都不应被告知，这怎能行？”汪东兴指示我们加强专列周边的安保措施，对关键区域增设双岗，并要求干部提高值班强度。据此，我们增设了五六个哨位，并成立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小组，哨兵们还配备了冲锋枪。
9月11日的清晨，许世友莅临，我引领他至毛主席的车厢门前，汪东兴随即接待并引领他入内。两人交谈了一个多小时，直至正午方才作罢。毛主席并未留许世友共进午餐，只是嘱托他自己用餐。待我将许世友送下车后，听闻他如此说道：“请主席安心，南京军区的全体指战员都严格遵循党中央的号令，我们已经做好了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准备。”
我们的专列自上海启程，驶向南京。傍晚时分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我见到许世友将军正等候在那里。我向主席提及许司令员的到来，他回应道：“上午已经见面并交谈，现在就不必再留了，请他回去休息吧。”我下车传达了主席的指示，然而许司令员却并未离去。在专列加水休息了15分钟后，列车再次启动，只见许司令员依然站在原地，向我们挥手道别。
9月12日，林彪
专列穿越长江大桥，沿着北向的道路飞驰。往昔，列车往往会在蚌埠、徐州等地停靠，然而这一次，列车径直前行，于凌晨12点抵达济南火车站。毛主席原本计划接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高秘书已事先告知了这一消息。我们下车迎接，却只见到一位副司令员。他告知，杨司令员已前往泰州执行公务，预计需五至六小时方能返程。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毛主席告知副司令员已失踪，并指示我们等到北京开会后再行会面，让他们先行返回。与此同时，正在给北京打电话的张耀祠等人也登上了车。毛主席随即下令立即启程。车队继续向北行驶，越过黄河，直抵天津。在天津停留了15分钟进行加水，之后继续加速前进。毛主席又指示在丰台车站停靠。丰台车站离北京站不到20分钟的车程，然而主席却从未在此地停靠过，这其中的原因无人能解。
13时10分，列车稳稳停下，车门缓缓开启，映入眼帘的是丰台站的站牌。我引领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奎，以及北京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进入专列，随即离开。他们在列车上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期间有汪东兴相伴。
后来陆续看到这几位领导人写的文章，才知道毛主席首先了解北京的情况，同时点了林彪的名，然后谈了防止武装政变的必要部署。毛主席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要李德生在南口布置一个师，防范可能的更大规模的极端行动。
送别他们时，夜色已深，我们这才匆忙踏上了车辆，准备享用午餐。原以为餐后即可启程，却未曾想，直至下午五点仍无动身的信息传来。于是，我们在专列上又享用了晚餐。餐后，依然没有启程的迹象，直至晚上七点多，随着夜幕的降临，我们才接到驶向北京站的指令。抵达北京站，一如既往，没有人的欢迎，只有警卫局的大小车辆，负责接送人员和运送物资。我们迅速换乘车辆，一路顺利，最终顺利返回中南海。
离家已逾一月，日日心悬一线，尤其是自10日起，连续数日未能安眠。如今，我安然返回北京，一股久违的释然瞬间涌遍全身。随同毛主席一同外出的汪东兴和张耀祠同志也已各自归家。我细致地安排了哨兵与值班人员，并向他们一一交代了注意事项。当我离开时，已经是深夜的22时多，部队的灯火也已熄灭。连日来未曾入眠，一回到家中，一碰到枕头便立刻沉入了梦乡。
林彪出逃的当日
方才入睡不久，游泳池的值班室便派人紧急召唤我即刻返回。虽然被从睡梦中叫醒让我感到十分不悦，但心中明白这必定是发生了紧急的大事。我立刻骑上自行车赶往中南海西门，抵达游泳池值班室。只见汪东兴和张耀祠两位已经在此，他们的面容紧绷，神情严肃。他们日以继夜地陪伴着毛主席，白天还得负责管理部队，生活作息极不规律，入睡变得异常艰难，安眠药的用量也颇为可观。若非在熟睡之际被唤醒，对他们而言实在是一种折磨。见到他们，回想起自己刚才的不耐烦，我顿时感到十分惭愧。
汪东兴告知我，林彪已逃离，系搭乘飞机逃离。听闻此言，我深感震惊，副统帅、国防部长，乃除毛主席之外的最高领导人，掌握着党和国家的全部机密。我焦急地追问：他是如何逃离的？又逃往何方？心中迫切希望立刻将他找回。
汪东兴表示，对方乘坐飞机逃离，旁人既无法阻止，也无法阻拦。其去向尚待确认，需耐心等待。我心生好奇，想要询问消息来源，但见汪东兴显得紧张，便不便继续追问。
不久，我便得知，在我抵达值班室之前，北戴河执行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通过电话向大队长姜作寿报告，林彪的女儿林豆豆请求其采取措施，以阻止林彪登机，并确保她的安全。
张耀祠即刻向汪东兴汇报，短短十分钟内，正在人民大会堂指导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亦得悉此讯。与此同时，张耀祠部署警卫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北戴河的张宏源源不断地将最新情况传递过来，而汪东兴则将这些信息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综合了空军、总参谋部等各渠道的情报，随后告知正于游泳池值班室待命的汪东兴，并请他向毛主席汇报。
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自山海关机场腾空而起，径直向西北方飞去，沿途的雷达系统已开启，对其进行追踪。彼时，我心中暗自揣测，林彪的逃跑方向明显指向苏联。那些年，苏联在我国边境持续增派兵力，尤其是在两年前珍宝岛事件爆发后，两国关系陷入紧张。如今林彪的逃离，无疑将我国置于更为险峻的境地。若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我立刻下令，中队全体成员即刻起床待命，同时调集了数辆大小不一的汽车，做好最坏的打算，一声令下，即刻启动。
毛主席刚入梦乡，便被紧急唤醒。当9月13日凌晨一时许，周恩来总理从人民大会堂匆匆赶至中南海游泳池，我赶到门口迎接。总理与等候的汪东兴低声交谈数句后，两人一同步入毛主席的卧室。约莫二十分钟后，周恩来和汪东兴步出卧室，宣布主席的观点：林彪逃亡，天将降雨，女儿终将出嫁，这一切顺其自然吧。
汪东兴向主席咨询：当前应对措施？主席的安全问题……周恩来稍作思考后，建议先将主席转移至人民大会堂，那里的条件更为优越，后续再做安排。我们陪同周恩来走出房门，他随即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尽管两地相距仅数百米，周恩来却未选择回家。
毛与员
毛主席步出卧室，我注意到他的面容略显沉重，气色不佳，透露出疲惫与愤怒。多年来，我从未见过毛主席如此的神情，然而他却并未发表任何言论。仍旧是乘坐他那辆熟悉的吉斯轿车，他驶出了中南海西门，朝着人民大会堂的方向驶去。
京城街头，静谧无声。毛主席重返人民大会堂，依旧入住那熟悉的118号厅。周恩来总理不时前来，与毛主席亲切交谈，汇报最新动态。夜深人静，凌晨2点，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越过国界，随即在雷达屏幕上消失无踪。我们陷入了一段极度的忧虑之中，不知三叉戟究竟飞往何方。
在清晨时分，李讷特地派人将她的婚事报告递送给毛主席，恳请主席的许可。李讷年方三十二，她的婚事一直牵动着众人的心。虽然有人曾为她介绍过几位对象，但均未能修成正果。她与机关中的小李同龄，均为待嫁之身，偶尔她们会戏谑地调侃，不知何时能外出偶遇良缘。
在118厅的长沙发上，毛主席端坐其间，从信封中取出一张16开的红格信纸，凝视良久，却未能尽解其意。他遂向递信之人询问，询问对方是何许人也，供职于何单位，二人之间关系如何。递信者乃我中队之干部，与毛主席颇为熟络，便简略地描述了对方的年龄、籍贯等基本信息，并提及对方是一名服务员，未曾受过大学教育，却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求，热爱劳动，与女方感情深厚，双方均愿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毛主席随即在报告上以铅笔标注：“同意”，署名“毛泽东”，日期为9月13日。他指示来人将报告带回。不久，毛主席便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与苦闷之中。
9月14日的午后，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传来了消息：在蒙古国东部地区温都尔汗附近，一架三叉戟民航客机不幸坠毁，机上八位男性与一位女性乘客均不幸遇难。周恩来总理闻讯后，面露喜色，步入118厅，兴奋地表示，终于等到了这一结果。随后，他走出会议室，对我们说道：“毛主席认为，这便是最理想的结局。”
自此毛主席的身体垮了
然而，“九一三”事件对毛主席而言，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其内心深处的痛苦难以言表，追求与自信亦遭受了重创。自那以后，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起初数日，毛主席整夜未能合眼，除了偶尔提及“天将降雨”之外，再无其他言语。
数月来，他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面容憔悴，饮食与睡眠都变得异常，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主动与警卫人员交流，甚至不愿意见任何人。我心头不禁忧虑，毛主席的身体能否承受这样的压力？
1972年1月初，毛主席要参加陈毅追悼会。平时都是主席的老秘书徐业夫通知，但那天他休息，张玉凤代理。我立即通知汪东兴和张耀祠，并报告了周恩来办公室，同时调来主席外出的大小车辆，并要求随行警卫带好长短枪和足够的弹药。
小张将毛主席搀扶而出，我观察到毛主席衣着单薄，李指导员递上一件棉大衣，毛主席却轻轻摇手拒绝。在这寒冷的天气里，自八宝山归来后，毛主席便病倒。此后数日，毛主席仍频繁外出，或是前往钓鱼台，或是步入人民大会堂118厅，参与会议或交谈。已届八旬的毛主席终显力不从心，于1月13日突然出现休克。不久后，毛主席再次陷入休克。
毛与员
中央作出决策，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同志组成的主席医疗领导小组。随后，邓小平、华国锋同志也加入了该小组，并在原有医护人员的基础上，增补了数位专业医护力量，实行24小时值班与照料。然而，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始终未能好转。直至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不幸与世长辞。